超 越 语 言 的 情 义——记著名画家黄胄与韦江凡的不凡交往陈 浩 黄胄与韦江凡都是当代中国画坛的名流，还曾是师兄弟和挚友。三年前，当黄胄归西时，有泪不轻弹的硬汉韦老先生竟在黄胄的灵堂前失声痛哭，泪流满面，并勾起了他与黄胄大半生的非凡交往与恩怨。在黄胄逝世三周年之际，韦江凡仍是旧情难忘。 从不期而遇到半个师兄弟 早在40年代初，韦江凡与黄胄就在西安相识。那时的黄胄，已拜师写生画大师赵望云先生，与方济众、徐庶之等吃住在赵家学画。在战时创办的“中华艺专”的一次招考中，黄胄与韦江凡不约而同去应考，当时还互不相识的两位，好似有缘一样，被安排在同张考桌。考场上，黄胄作画非常认真，牛刀初试；当考作文时，他有些作蜡，考官说他写的文章文不对题，作正式生不合适，只当场答应可以收黄胄为工读生，要他干打扫卫生等活。黄与考官发生了争吵，自己的画也没有要就扬长而去。韦江凡见黄胄的画不错，就把它收了起来，至今还保存着。 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的韦江凡，凭借自习打下的绘画基础，从关中渭北澄城县老家只身来到西安，在一位美术界前辈的引荐下，谋得了一个中学美术教员的职位。一次偶然的机会，韦江凡得到了一本装帧不算精良的赵望云先生的《塞北写生集》画册，但里面内容十分特别，画的尽是些反映农村劳苦民众和大西北的民情风俗。韦江凡看了又惊又喜，倍感亲切。他决心毛遂自荐去拜谒赵望云。第一次相见，赵望云就接纳了这个农民的儿子，不但仔细审视了韦江凡带去的每一张乡村速写，临别前还当场画了一幅农民赶毛驴的画相赠，并热忱欢迎韦江凡抽空来自己家里观画作画。从此，韦江凡便成了赵望云的业余学生，还经常有机会跟随赵望云及其学生一道外出写生，并正式结识了黄胄等后来活跃于画坛的画家。
启蒙期的黄胄，在赵望云大师的悉心指导下，进步如飞。他不辞辛劳，奔赴黄泛区和大西北写生，留下了一批宝贵的美术史料，并由此走上了一生由写生而创作的艺术辉煌之路。黄胄没有受过正规的美术高等教育，这或许与赵望云先生“以师带徒”的美术成才观影响有关。但黄胄对生活、对大自然充满了激情，艺术天赋加对生活的精微观察、加勤勉好学，博采众长，是他走向成功的不竭动力。 知遇本自然 京城扬美名 不过，最能体现韦黄深情厚谊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另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众所周知，1950年，黄胄是以一幅《爹去打老蒋》得到徐悲鸿的首肯，开始在全国美术界崭露头角的。此画怎能到得徐悲鸿手中？举荐者就是韦江凡。解放后参军到兰州的黄胄，在全国美展前夕给韦江凡寄来了一批国画，其中就有《爹去打老蒋》，画得生动传神，妻子抱着孩子，送孩子的爹出征，极富时代感和生活味。出于对黄胄画的赏识，韦江凡笑逐言开地将黄胄的画亲手递交到徐悲鸿的案头。一贯爱才重才的徐悲鸿，为了使黄胄的画入选，从初选、初评到终评每一个环节，都给予了特别关照，直到最后获胜，才与韦江凡等人会心地笑了。1952年，韦江凡又收到黄胄寄来的一包速写，正赶上要办全国速写水彩画展，韦江凡抓住机会，竭力推荐黄胄的画参展，效果颇佳。展后，举办者出了一本画集，封面用的是黄胄的《吹唢呐》。 1953年，韦江凡正在参与筹备国画研究所，再次收到了黄胄寄来的一批速写和画稿，他由衷地为黄胄不断出那充满生活气息而又艺术精湛的作品感到高兴，他尤为推崇黄胄的新作《苹果花开的时候》，便倾力推荐给常来正在筹备美协的办公室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此画印刷出版后，韦江凡又不由自主拿给徐悲鸿看，再次得到徐的赞扬。由此，黄胄一下子就在北京美术界打开了局面。而韦江凡呢，在一段时间里，以多次推举黄胄的画参加各种竞赛和画展获得成功而喜不自禁，竟然顾不上选自己的作品去参评参展，以至他所在单位有的领导误以为他只是行政人员，不会绘画。殊不知韦江凡也是徐悲鸿大师的入室弟子，并有一些画作得到大师的褒奖乃至收藏。韦江凡毕业留校，就是徐悲鸿亲自选定的；徐大师还是韦江凡与时玉梅结合的主婚人。可谓恩宠有加。每当忆起这些往事，不，应该说是超越语言的情和义，黄胄对韦江凡总有一种知遇之情。 很快，提携新人、揽才心切的徐悲鸿找来韦江凡谈话，特意交待要韦帮助联系调三位画家来中央美院的国画研究所，其中就有黄胄。调好友进京，韦江凡欣喜从命允诺，给院办主任劳丁打了招呼并征得同意后，连夜给黄胄写信，本想先征求本人意见，然后再通过组织调入。黄胄难抑兴奋，当即复信表明意愿。岂料，黄胄把信丢失了，被其单位的人拾到。“韦江凡与黄胄是不是在搞新的个人拉拢？”对方单位来函中央美院，提出了如此尖锐的问题。这样的高帽，在当时看来性质相当严重，是组织纪律、甚至是政治性问题，非常忌讳，是要受到批评乃至批判的。韦江凡满脸冰霜，冥思不得其解，憋闷至极。好在其单位的领导理解事情原委，很快息事宁人了。但调黄胄进京之事暂时搁浅。 随着黄胄在北京美术界的声誉鹊起，也引起了部队对他的重视。1955年，黄胄被调入军委政治部文化部的创作组，1958年，转入军事博物馆创作组。进京后的黄胄，少不了与韦江凡的亲密交往，互相串门交流是常事，两家经常互相吃请，黄胄的母亲每次见到韦江凡，都特别喜欢与韦唠家常，亲如母子。有一段时间，黄胄每购进名画好画，都要请韦江凡去看看，或正式收购前，拉着韦江凡一起去鉴赏和参谋，并且一起与人讨价还价。随着时间的推延，黄胄的绘画及鉴赏能力大增，逐渐成了京城的鉴赏高手。为了学习、参考和收藏之需，他廉价购得一批好画，可惜大都毁于“文革”。 恩怨何足论 真情长相忆 1960年5月，黄胄接受一项国家外事所需的任务，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要他画反映中越友好的画。这得去中越边境体验生活。临行前，黄胄提出，需要找一位助手。有关部门向他推荐了好多人，均被他婉拒，最后他点名要韦江凡同行。这是多好的机会呀，韦江凡窃喜，一则当时以从事行政工作为主的他，正想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二则好友同行，不仅可以互相切磋艺术，而且可以谈心，增进心灵交流。 来到广西中越边境，两人为迷人的景色所吸引，也为中越边民和睦相处感到欣慰。他们不知疲倦地画速写，晚上回到住处，就把它们整理成画稿。由于他俩生于北方，缺乏经验，夜间穿着短裤聚精会神地作画，腿肚子被蚊子咬烂了也全然不知，第二天起来还比谁被蚊子叮的疱多。这次，他们又去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两个月下来，两人的速写和画稿成卷成捆。黄胄的吃苦精神和疯子般执著追求艺术的劲头，给韦江凡留下了深刻印象。 临回京前的一天晚上，黄胄把韦江凡当成好友兼兄长，说出了心里话，吐露自己对一些当时属敏感问题的想法，并希望得到韦江凡的理解与支持。不料，韦江凡不但不赞成，而且第一次以兄长的口吻直白地当场提出指责，还提出了一连串的“怎么办？”或许是自尊心受到伤害，黄胄脸上的笑容倏忽而逝，两人不欢而散。从此，黄胄好长时间对韦江凡不理不睬，两人的感情蒙上了阴影。在回京的列车上，两人都不坐在同一车厢。
没过多久，一次运动中，黄胄的单位派人向韦江凡搞调查取证，说黄胄曾是老牌国民党员，应把他批倒搞臭，并要韦江凡与黄胄划清界线，不可感情用事。处于两人感情低潮的韦江凡，仍不肯也不会落井下石，他对来人说：黄胄政治上不会有问题，我可以用人格作保证。因为韦江凡曾听赵望云先生说过，当时在西北为了外出写生方便，黄胄曾借穿过国民党的服装，那是伪装的需要。韦江凡相信这一点，更不愿意看到朋友落难，所以敢站出来担保。但他也确实对调查人坦言了黄胄的“缺点就是有些傲气”。后来，调查人为了讨好黄胄，把韦江凡的此话添油加醋告诉了黄胄。这样，两人的误解又有所加深。但知遇恩怨不须论，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韦江凡没有也不想解释什么，一切顺其自然。 常的工资都拿不到，画又不能卖了，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情绪极度低落。平生好交“落难”朋友的韦江凡，不顾有人对他“右派朋友多，同情落后”的指责，曾多次托人叫黄胄过来交流，以消解其闷愁。 毕生痴丹青，人间重晚晴。1976年底黄胄大病了一场，住进了友谊医院。嗜画如命的黄胄，重病时还贪恋作画，他叫人做了一块便于病床上用的画板，病情稍有好转就坐在床上作画，当时给黄胄看病的大夫，有的当得到过他的墨宝。以“不要亏待别人”为人生信条的韦江凡，亲自到医院看望黄胄。此时的韦江凡党籍尚未恢复，但随着“文革”的结束，心情正朝着好的方面转变。两位画家此时此刻此地相见，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们谈论过去，又话及未来，距离感一下子又拉近了。黄胄的夫人郑文惠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晚年的黄胄，为创办炎黄艺术馆殚精竭虑。该馆当时虽带有公助民办的性质，其实是头一个办的私人艺术博物馆。该馆建起后，日常开支几乎全靠黄胄拼命作画卖画所得来维持。为此，耗去了黄胄好大的精力和心力。韦江凡认为，办炎黄馆是件大好事，并为其较快建成而高兴，但也为黄胄的艰辛而担心，更忧虑他的身体，曾劝他戒烟少酒。“七十知不足”、老来更加嗜好绘画的韦江凡，愈发感到光阴的珍贵。在黄胄“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放弃画画”的诚挚提醒下，韦江凡不为名利金钱所动，放弃曾让其出任北京画院领导的诱惑，潜心丹青，义无反顾，耕耘画坛，增辉画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黄胄仙逝的消息传来，韦江凡痛惜哀戚不已，立即写下“画坛泰斗”条幅送往设在炎黄艺术馆的黄胄灵堂，以表思念之情和敬意。由于已安排外出活动，韦江凡电话告诉黄胄的夫人：他的追悼会可能去不成了。黄夫人脱口而出：您怎么能不来呢？！一句包含深情的话语，使老来更重旧情的韦江凡无言以对，就果断地提前结束外出活动，赶来为黄胄作最后的送行。 抚今追昔，韦江凡觉得，小自己三岁的黄胄不该这么早就撒手人寰，如果黄胄晚年不为其他所累，把精力全都放在绘画上，成就还会更大，为中国画的开拓创新所作的贡献还会更多。如今已是78岁高龄的老画家韦江凡，每当忆及黄胄，眼眶就会泛红。他多么想召回黄胄，能再次坐在一起促膝谈心，那怕时间再短些。 中国教育报（5月7日1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