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半丁，1876年5月14日生于绍兴柯桥，名年，字静山，因是双生故戏号“半丁”。祖上自明末起世代以行医务农为业。半丁6岁丧母，9岁丧父，14岁起往兰溪自谋生活，19岁由表叔吴隐带往上海虹口，在严信厚家以拓印刻碑及楹联为生。

　　陈半丁在严家识吴昌硕，得其教诲。吴昌硕还常带半丁往任伯年处补习翎毛、人物。同时，半丁还与蒲华相识，颇得其厚爱，常约他一起出生吃早茶。海上十一年的时间，半丁先后得高邕之、吴觳祥、吴伯滔、陆廉夫、倪墨耕、黄山寿、吴石仙、金瞎牛、杨伯润、胡菊邻、费余伯、顾麟士等前辈指点，自言其后“方知笔情墨趣、用意立法、超逸枯润与气味神韵、虚实巧拙之奥”。1903年严信厚去世，所聘吴昌硕等皆星散。1904年应吴昌硕之邀往苏州吴家与吴昌硕作伴，同时为吴昌硕临摹一幅祖像。吴昌硕以花卉闻名于世，也能作人物，他请半丁为他临摹祖像，足见半丁当时的水平已不同凡响。半丁在苏州与缶翁“旦夕得同室深研”，受益颇多，所作书、画、印较此前进一境界，如是近一年半，交往之深可见一班。之后，严信厚之子、时任宁波会馆正要修整，许多任伯年的作品都已破烂，需要复制，是是半西便在严家精心临摹任伯年的作

1、青年时期的陈半丁（30岁以前）

品。一日正在北楼作一幅大画，为金城所见，半丁高超的画艺令金城甚为叹服，遂与子均再三商量，欲邀半丁来京作画，子均见金城同来北京，开始了其鬻画生涯，这一年应该是1906年。

　　图2是1939年中国画学研究会第19次展览会的纪念，前排中为陈半丁，右一为张伯驹，二排右一为潘素。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由金城、周肇祥任会长，陈半丁与陈师曾等同任评议，也是该会重要发起人。研究会经常雅集作画并定期举办展览，一时成为近代美术史上一个独特的景观。1926年，金城自日本办展归国后，病逝于上海，其长子金开藩与周兆祥为会长一职相争，经票选，周胜金败。1927年，金开藩及金城门下二百余人，由“中国画学研究会”分裂出去，另组“湖社”。次年陈半丁任该会副会长，继续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已任，为团结海内画家，培养中国画学的后备人材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日军占领北京之后，陈半丁居住的东城观音对面成为日本旅馆，长夜惊吵，不得安宁，便产生了搬家的念头。这时期，一些大户人家举家南迁，房价较低，几经周折，在严惠宇、杨济成、袁左良等友人的资助下，购得米库4号的一所洋楼，遂由观音寺迁此。因园子占地五亩，故以“五亩之园”名之。同年，陈半丁拒绝日伪政府的聘请而辞教，并刻《强其骨》、《不使孽钱》二印为座右铭，坚持以卖画刻印为生。

　　图3为四十年代中期陈半丁与二位夫人（左二为王慕廉，左四为张慕贞）及子女在“五亩之园”家中。此时，陈半丁第一位夫王槐英已去世多年，留下一子一女，后两位夫人先后生下子女十一人（五男六女），加上长孙女一家老小已近二十口人。此时北平物价奇高，半丁一家家用一日非半百不能过去。此外，还要接济因与日寇搏斗负伤在家乡养病的胞弟和亲邻故旧，而这一切全凭一枝枯笔，其劳苦不难想见。所以半丁在此前便刻过《年老矣》一印，并在边款中说：“壬午春日多病态，言行俱疲，老矣。半丁才67岁，精力便退，奈何？”半丁晚年曾有“变法”之想，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俗累也是原因之一。

       这一时期“五亩之园”的常客有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荀慧生、蒋兆和、齐白石等，经常一起谈艺论画和联笔作画。

　　解放后，艺术市场不景气，加之陈半丁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怕“五亩之园”太招人眼目，遂于1951年卖掉米粮库的院子，买进了南魏胡同7号（今西四北六条）和和平门内东新廉子胡同16号二处宅子，二室分开居住。米粮库4号的“五亩之园”后来一直为邓小平居住，现为邓小平故居。

　图4是在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半丁老人与周恩来总理亲切交谈的情景，成立中国画院是他们讨论的话题之一。解放初期，美术界的一些领导，对中国画采取了压制的政策，一种民族虚无主认的空气弥漫在整个画坛，美术学院一度将国画系取消，许多原在艺专任教的中国画画家不再被聘用，有些留下的画家也改行做了其它工作，中国画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对此，陈半丁在第二届政协会上与叶恭绰一起提出了“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建议，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在之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成立中国画院成为重要议题。终于，中国画院在1957年5月14日成立了（陈半丁被任命为副院长），使众多优秀的中国画家有所归　依，这其中陈半丁功不可没。

　　陈半丁擅作大画，解放后各宾馆饭店纷纷请其作画，却辄六尺、八尺、整张甚至更大。1996年荣宝斋所拍的《浩荡荷风》高2.46米，宽1.22米；《和平共处》高1.13米，宽3.67米；政协所藏《欣欣向荣》高为1.14米，宽2.37米；北京战所藏《和平世界》高为1.5米，宽则达到4米，非一船画家能及。而这还不是半丁则大的作品，为首都机场所作《松树牡丹》高和宽都要超过上者。据半丁后人说，1957年半丁为西哈努克所作的《四季花卉图》，竟达三丈六尺之宽，尺幅之巨在当时和之后恐怕都罕见的，由此可见半丁处理、经营画面的过人功底。

　　陈半丁性格直率，为人处世耿介不阿，疾恶如仇。1957年“反右”中他被保护过关，但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为人处世的一贯主张，他说“反右”是“无事生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是冤枉人”，又说”我的右派帽子随时放在身边，戴上也不怕”，表现出了一个正直的艺术家大无畏的气概。对历次运动中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的做法，他指出“人民有了过去的经验不敢说话了”。1958年后，他针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说：“这些年国内的事情办糟了的原因就在‘牛’‘马’二字上，一是吹牛，二是拍马……现在没有耳之言，办事怎么能不糟呢？”“不能听吹捧棗大跃进全是假的，不可靠！”的特定的年代，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勇气令人赞叹。陈半丁以其九十余年的人生阅历，可以洞悉世间是非曲直，但他毕竟只是一个艺术家，政治舞台上的风风雨雨他永远也弄不明白，他曾对画院的王友石说：“现在我心里很苦闷，我有些不放心，心里很糊涂……”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

　　1964年市政协上陈半丁遭到围攻，1965年毛泽东在《关于模特问题的批示》中点了齐白石和陈半丁的名字，而齐白石早在八年前已经去世，陈半丁便成为美术界最大的靶子，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文革开始后，康生亲自派抄了陈半丁的家，并将上好的鸡血石和一些珍稀字画据为已有，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说“美术界要彻底反地陈半丁！”为泄私愤，欲置陈半丁于死地而后快。文革中，无休止的批斗使九十岁的老人腰部留下了残疾，在他不能行走的情况下，批斗依然没有停止，他的夫人只能租来小车，推他去北京画院和中央美院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晚年厄运的突然降临，陈半丁愈发感到世事的变幻无常，他刻“不值一笑”，表达对时事的不屑；他取名“哑翁”，刻“哑翁涂抹”，故意变印文由右向左行的顺序为由左向右行，并在边款中说：“哑嗡涂抹，左行。余年八十而从新所学，今以右为左，学而知之。”在另面又刻曰：“我无隐忧而有隐情”。于嘲讽戏谑之中暗示自己对莫测的时局的看法。1968年中秋在“我独元”一印边款中，说屈原《离骚》中有“举世浑浊唯我独清”之句，而今日“世人轻浮唯我独骂，于屈子何如也。”以屈子自比，且认为其“独骂”并不让于前贤之“独清”。据文革中常去看望半丁老人的张重梅先生讲，挨批斗后的半丁老人毫不在乎，笑骂依旧。这一时其由于境遇之变，作品中常钤“江南布　　    人间自有地行仙   纸本设色 90cm*43cm  1966年作

衣”、“老年清苦”等印以自况，又常钤“利名都是一鸿毛”、“蓬莱山民”等印以示清高和远超凡俗之心境。

　　1970年，某大报再度点名批判陈半丁，见报后老谙然无语，遂一病不起。1月29日，病情加重，子女将老人送往北医一院，医生知其名后便不敢医治，以致延误了抢救时间，于当时故去。

　　1979年7月7日，经胡耀邦过问，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作出了为陈半丁平反昭雪的决定。1980年2月5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骨灰安放遗式，美协负责人华君武致悼词。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省市部领导，美协、画院、美院、各地文艺团、众多民主党派人士、著名书画家、京剧艺术家和各界名流，出席了骨灰安放遗式，送了花圈、挽联。

摘自:中华文化画报